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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边疆金陵大学的边疆研究述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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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theUniversityofNanking’sborderlandstudies

钟荣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年度重点课题“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民族研究”(SC14A21)阶段成果。

TheUniversityofNanking’sborderlandstudiesemergedinthes.Before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Invasion,thescholarsheadedbyProfessorXuYitanginthisuniversitygavelecturesonborderlandhistoryandgeography,andtheirmajorworkwasthecollectionofinformationabouttheethnicminoritiesintheborderland.After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Invasionbrokeout,theUniversityofNankingmovedwestwardstoChengdu,whoseborderlandstudiesdevelopedrapidly.Intheearlyperiodof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Invasion,theGovernmentencouragedthepublicityoftheborderlandknowledge,trainedthetalentforhandlingtheborderlandaffairs,andcarriedoutinvestigationsintheborderlands.Attheendof,theUniversityofNankingsetupaspecialborderlandresearchinstitution,sponsoredtheacademicjournalforborderlandstudies,andenlargedtheborderlandresearchteam,whoseresearchfieldcoveredhumanitiesandnaturalscienceswithinterdisciplinaryfeatures.TheUniversityofNanking’sborderlandstudiesexperiencedashiftfromtheisolatedstudiestothecollectiveanddisciplinarystudies,andfromafreeresearchtoasystematicone,whichmirroreditsspecialevolutionaryprocess.

UniversityofNanking;borderlandstudies;ProfessorXuYitang;ProfessorKeXiangfeng

金陵大学的边疆研究,兴起于年代。抗战前,以徐益棠为主导,开展边疆史地讲座,主要工作是搜集边疆民族类资料。抗战*兴,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其边疆研究得到迅速发展。抗战初期,在*府的干预下,推广边疆知识,培养边务人才,进行边区调查。底之后,金陵大学成立专门的边疆研究机构,创立边疆学术刊物,扩充边疆研究队伍,其研究领域涵盖人文和自然学科,呈现出一种跨学科、多领域结合的边疆研究风貌。金大的边疆研究,从孤立的研究走到集众的研究,从以人为单位走向以学为单位,从弥散的研究走向系统的研究,昭示其边疆研究独特的发展路径。

金陵大学;边疆研究;徐益棠;柯象峰

近代以来,中国的边疆研究出现两次研究高潮,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至世纪末,西北史地学的兴起;第二次是20世纪20至40年代,边*学的提出。其中,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出现,近代大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陵大学即是重要一员。张宪文主编的《金陵大学史》和刘波儿的硕士论文《金陵大学民族边疆事业研究》均对金大边疆研究有所论述,指出其边疆研究的兴起是脱离基督宗教的桎梏,走向本土化的体现。草莱初辟,功不可没。但是,他们都视其为金陵大学的一个科系或事业,未能将其置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行列中,且有不少史实疏漏之处。因此,笔者拟从边疆学术史的视阈去梳理金大边疆研究的发展脉络,以期获得不一样的启发。

一、金陵大学边疆研究的缘起

金陵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在华创办的,其边疆研究发端于年代。当是时,开设边疆学程的大学,有私立朝阳大学之边*学系,私立中国大学商学院之边疆经济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注重东北经济,中央*治学校之蒙藏学校。金大鉴于“我国边疆问题之严重,边疆问题研究机关之缺乏,边务人才之亟待培养”,决定以边疆研究作为以后事业之一。因此,文学院聘请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专业的徐益棠博士主持边疆研究事业。早在年,徐益棠即已答应金大之邀,“因工作未了,遂延迟年余”,及至年3月归国,始任职于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

徐益棠(—),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市崇福镇)人,少时因家道中落曾两度失学,致使其小学累计读了4年。中学毕业后,由亲戚介绍前往广州担任非常国会参议院一等书记官,翌年,考上东南大学。年,徐益棠自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先后供职于江苏第五师范乡村分校、河南开封第一师范学校、上海持志大学、上海商务印书馆。年,在姑妈徐蕴华、徐自华的帮助下赴法留学,入读于法国巴黎大学民族研究院,师从被称为“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的”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并于年获博士学位。

年秋,文学院院长刘国钧嘱托徐益棠草拟一份边疆史地讲座的计划,并呈请教育部补助经费。教部收悉后,知其重要,“特加赞许,允予扶助”。并于当年,补助其讲席费元,设备费元;次年,补助讲席费元,设备费元。金大的边疆研究始有专项资金支持。

其中,讲席费主要用于支付徐益棠的薪金,徐氏开设的课程有,“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年秋季、年秋季开设;“中国边疆问题研讨课”年秋季开设;“中国西南边疆”年春季开设,该课是历史、*治、社会三系学生一起上。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年,徐的“薪金每月元,以12个月计算,计元”。那么,讲席费中的剩余部分如何使用呢?年7月30日徐益棠赴广西傜山一带调查,搜集民物九十余种,照片八十余帧,并将是年讲席余款元呈部核准,“指定移作购置边疆问题用品标本之用”,购及衣服类十六种、装饰类十五种、贸易运输类二种、嗜好品类六种、狩猎类三种、宗教迷信类十五种、医药植物类九种、音乐歌谣类二种等。设备费则主要用来购买中外边疆史地图书。及至年,购置的书籍有三类,一是中文边疆史地图书及地方志,已购买地志46种,计册,其他中文书44种,计册,其中特别重要有百衲本廿四史、九通、全部影印四库全书及云霄厅志、罗定州志、綦江县志、黑蛮风土志、敦煌县志、承德县志、蒙古记事本末等。二是西文中国边疆史地图书,已购91种,计册,其中特别重要有Baddley:Russia,Mongolia,China2V(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Stein:ancientkholen2V(斯坦因:《古代和田》第二卷),NotesandQueriesonChinaandJapan3V(《中日释疑》第三卷)。三是地图,拟购中已收到三幅,合计达一千余种。金大因此积累了不少进行边疆研究的原始资料。

不难发现,徐益棠在金大边疆研究的起步阶段实际充当了奠基人的角色。但是,常言道孤木难支,何况是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建构,往往需要群策群力,才能在学界有所影响。况且,金大初期边疆研究人才匮乏,文学院遂建议其“连(联)合历史系*治系等教授共同推进研究”。

金大师生从事边疆研究的热情渐次兴起。时有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吕叔湘对欧美人类学、民族学书目的译作,中国文化研究所刘继宣教授关于南洋史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李小缘教授关于边疆问题之参考书目等。学生对边疆问题亦顿感兴趣,“边疆问题班同学发起组织边疆学会”,并“聘刘国钧院长、徐益棠、马文焕、王古鲁诸教授为顾问”,拟对边疆问题作有系统之研究。此外,亦聘请校外专家来校讲学。年2月,边疆问题研究专家斯文赫定莅临金大,讲述四十年来*探险经过,会场座无虚席,除金大师生外,附近如金女大、陆*大学及西籍教职员均大部出席。同年4月,麦斯武德又莅临金大演讲*人民生活及其文化,由徐益棠主持。

可以说,抗战前,金大的边疆研究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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